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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战地到圆桌，从新闻现场到纪录片镜头，周轶君始终拒绝被单一标签定义。她说自己不是“战地玫瑰”，不是“高知女性代表”，也不是“温柔母亲”——她只是周轶君，一个始终对世界保持好奇、对真相保持敬畏的观察者与讲述者。

　　2025年国际女性日大会那天，周轶君站在TED演讲台上，讲述她与倪妮等女性友人攀登勃朗峰时的一个细节：当团队因天气原因放弃登顶、停在海拔3000米处时，她第一次体会到“未达峰顶却收获更多”的奇妙感受——山间蒸腾的水汽折射出中国水墨画般的意境，队友们拴在同一条绳索上的信任，冰爪踏雪时回归本能的野性快乐……这个瞬间，恰似她人生的隐喻：从战地记者到教育探索者，从作家到女性对话搭建者，她始终在垂直攀登之外，发现着更丰盛的生命样貌。

　　1976年，周轶君出生在上海一个市民家庭里，她的父母都在银行工作，相较父亲的心大，母亲在很多方面要求都比较严格，但在对周轶君的教育问题上，两人保持了高度一致——对孩子的人生大方向不做限制，采取“放养”模式，针对孩子的特立独行，很少会说“不”。

　　周轶君小时候好奇心重，喜欢看古龙的武侠小说，还爱听单田芳的评书，父母从不限制她看什么书，听什么音乐。从小她文科就好，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语文课代表。中学时期她迷上了葛优主演的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想长大也做一个编辑。她还迷上了王朔，买了王朔的小说在班上传阅，都翻烂了才回到自己手上。那时候，她的梦想是成为作家，但试了挺多次，总是不顺利。上海市要选十几个中学生成立记者团，她一下就被选上了，这或许注定了她和媒体的缘分。

　　向往远方的周轶君在高考报志愿时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去北京。一般的上海父母都不希望孩子离开上海，但周轶君的妈妈同意了，他们认为，父母不在身边对孩子才是真正的锻炼。父母给的自由，是周轶君以后最大的底气。只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女儿的心比他们想得更大，她要去看更大的世界，甚至是危险的世界。

　　周轶君的高考作文分数特别高，但赶上那年上海自主招生，想把好生源留在本地，清华、北大等外地学校都放到了第三批录取。这些好学校不愿意，干脆把在上海的招生名额全部撤回了。周轶君急了，写信到北大招生办，招生办回信说，看你成绩不错，但我们今年在上海真的没有名额。就这样，她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了外语。

　　志愿里一共有8个语种，有法语、德语、日语，但因为周轶君对冷门生僻的东西总有一种好奇，抱着尝试的态度，她选择了阿拉伯语。当时，她对中东一无所知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之后会跟那片土地缘分那么深。

　　或许周轶君没想到，自己后来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常驻加沙的女记者。1998年，大学毕业后的周轶君进入新华社工作，她喜欢记录世界变局和大事件下的普通人。工作4年后，凭着对记者工作的一腔热情，再加上对阿拉伯语的精通，她申请去加沙地带担任驻外记者，然而这份申请却遭到了社长的拒绝。她给上面写了封信，里边有一句：长期的外派任务，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。

　　她以这句线岁的周轶君冲进了加沙的枪林弹雨中。一开始，母亲以为中东地区那边有很大的分社，周轶君可以跟同事们一起，后来才知道只有她一个人常驻加沙。她虽然担心，但还是支持女儿去。前往机场的路上，耶路撒冷一所大学发生爆炸，妈妈听到这个新闻一下子受不了，不知道该不该让女儿出发了。

　　周轶君到了那边，一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，如果耶路撒冷出事，她就说她在加沙，如果加沙出事，她就说她在耶路撒冷，但妈妈总是可以从发电的报头知道女儿真正在哪里。送走前任记者独自上岗的第一个晚上，附近一家电厂发生了机械事故。周轶君误以为是空袭降临，蜷缩在原地二十分钟，直到房间里的灯重新亮起。

　　在加沙，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是看到一个5岁的孩子倒在她的面前，而后则是数不清的与死亡擦肩而过。一座邮局在离她50米的地方爆炸，她目睹了全过程，爆炸后的碎尸流出的鲜血把她的鞋子浸透了，周轶君不自觉地反胃，想呕吐，可是职业素养告诉她这些必须要克服。

　　渐渐地，她不再多愁善感，每次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，她立即拍照、写稿、发稿。她常去的咖啡馆遭遇了袭击，她前脚离开的街道，后脚就被导弹轰炸；她曾在检查站被以色列士兵用枪指着头扣留9小时，也曾在小巴车上被枪顶着搜查，只为让她交出相机。

　　谈到那段生活时，周轶君说：“所谓的性别弱势、强势，比如小孩对我扔石头，骚扰我，那太常见了，那种时候你必须忘了你是女性，就是这样。你要是成天想着我是女的会不会被人欺负，那你别干了。我对那些事情是很麻木的，因为你要是在意那些事情，那别的事情都别干了，天天就想，你就去哭吧。”

　　那两年，周轶君白天到处去事发现场，晚上写稿发稿，加沙如同一个高压罐头，当地人每天生死未卜，没有任何娱乐，她唯一的解压方式，是看《老友记》到天亮。有一次周轶君采访后回到住处，忙碌到深夜11点，把稿子发到社里，才发现午饭没吃，冰箱里连个鸡蛋都没有。那一瞬间，周轶君涌起了巨大的挫败感，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。

　　在加沙，生命情感因极速消耗而变得麻木。当她问一个小男孩“你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”时，小男孩的回答让她如同被电击一般：“这里的小孩长不大！”

　　然而所有这些，都没有让她退缩，生命的易逝让年轻的周轶君迅速成长。“有人说，新闻造就记者。可我无法不祈祷，一切就此结束。”让全世界看到巴以冲突的背后，成了周轶君穿梭于硝烟炮火之中的信念。

　　2004年，她亲眼见证两位传奇人物的陨落：3月22日，亚辛遭以色列定点清除，周轶君疯了似的冲下楼，赶往事件现场；11月11日，阿拉法特在巴黎病逝，她记录下加沙人“撕扯头发痛哭，仿佛天塌般”的悲怆。

　　“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，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。”她用相机拍出的照片揭露战争，将一个个深刻残忍的故事真实直观地呈现给读者，让人们更珍视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。2014年加沙冲突期间，她拍摄的受伤儿童照片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用，意外促成了72小时停火协议。她在自传里写道：“你看，温柔有时比强硬更有力量。”

　　在加沙的700多天里，这位“不怕死的中国女人”创造了多项纪录：唯一连续报道加沙边境冲突的女记者、唯一深入哈马斯地下隧道的亚洲记者……有人称她是“战地玫瑰”，她却说：“我只是个怕死但更怕白活的人。”

　　2004年，周轶君荣登第二届CCTV“中国记者风云榜”，她被评述为“坚守的使者”，“因为她的坚守，让每一个需要的地方都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”。

　　从加沙回来后，周轶君出版了《离上帝最近——女记者的中东故事》一书。在书中，这位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上海姑娘，以冷峻而克制的笔触，重现了自己在加沙两年的经历，记录下这片“365平方公里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挣扎”。

　　2006年，周轶君三十岁。在三十岁生日的第一天，周轶君抵达香港加入凤凰卫视，在这个连语言都听不懂的地方，开始了陌生的工作与生活。

　　回忆起刚到香港工作时的自己，周轶君说：“陌生的环境，全新的工作方式，年龄也到了一个节点，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，彷徨中带点兴奋。”后来周轶君知道了，等待她的，是从通讯社记者到电视记者的转变。她依然是国际记者，依然不定时地到世界各地采访重大新闻和当事人，但同时也要担任国际新闻观察员。她继续游走在各个国际热点地区，期间还去剑桥大学修读了国际关系硕士。

　　陪伴周轶君的，还有观众的喜爱。得益于多年的实地采访经验，作为评论员的周轶君，总能有更加真实、接地气的观点，观众们喜欢她的评述和独到见解，还喜欢她知识丰富、客观冷静、自然大方。从周轶君的身上看到，人们知道了原来评论国际时事，可以不只是输出思想，而是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探讨。

　　就这样，有才华、有情怀的周轶君成了凤凰卫视著名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常驻嘉宾。对许多观众来说，初识周轶君就是在《锵锵三人行》和《圆桌派》这两档节目中，大家甚至给她起了“小君君”的昵称——这个带着烟火气的称呼，与她战地记者的硬核形象形成了奇妙的反差。更多的观众也是从这里开始留意到这位知性、睿智的女嘉宾，她在一众男性学者面前侃侃而谈，表述自己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另一种观点。

　　在节目里，她和窦文涛、许子东等建立了深厚友谊。2018年，作为文化旅行节目《锵锵行天下》的常驻嘉宾，周轶君选择和好友窦文涛、许子东一起远行。从第一季的希腊、土耳其之旅，再到第二季的西北行，穿越甘肃、青海和内蒙古，在广袤无垠的沙漠、草原和星空下漫无目的地聊天。

　　很多观众感叹，曾经被大家叫作“小君君”的周轶君40多岁了，窦文涛的皱纹更多了，许子东时常谈起生死的话题，时光带走了很多东西，也带来了一些沉淀过后的选择和相逢。每次录制，他们都会经历长时间的分离，但聚在一起时，三个中年人有着旁人没有的默契：他们看过相似的书籍和电影，明白对方话语背后的深意，连笑都有着同样的频率。

　　少女时代的周轶君并不想成为一位母亲。这样的想法，是在十几岁学骑自行车时冒出来的，她想，如果还要把骑自行车这件事一点点教给孩子，是不是太烦人了？教育孩子，就是在重复过去的人生，她不喜欢重复的人生，一个总是在探索世界的女性，选择家庭和孩子，似乎就要选择另外一种重复的生活。

　　有一天，周轶君收到了中学时代的朋友结婚的消息，她很讶异，那是一个在朋友眼中不太会选择婚姻的女性，怎么做了这样的选择呢？她去问朋友，怎么才知道一个人是对的，并且想和他在一起呢？对方说，没有标准，碰到了了。第二天，在飞往苏黎世的飞机上，周轶君和邻座打开了同一部电影，起飞时已是午夜，她看着看着睡着了，醒来后，她问邻座，那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。电影的结局她已经忘了，但那个有缘人成了她的先生。

　　小时候，周轶君数学不好，经常被妈妈按着教训，打断尺子也是常有的事儿。那时候，周轶君想，将来自己有孩子，肯定不会打她。但等到真有孩子的那天，她第一次打孩子，还是当着她母亲的面。

　　到43岁，周轶君有了两个孩子，困囿于“妈妈”的身份，她会为出差时到哪儿保存泵出的奶水担忧，也为该给孩子怎样的教育感到困惑。直到感受到自己从小的教育再次出现在孩子身上时，周轶君发现，这些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思考和表达，似乎从来没有变化过，不断循环往复。她开始认真思考到底应该如何教育孩子。

　　为了解答心中对于“教育”的困惑，周轶君和团队出发前往芬兰、日本、英国、印度、以色列等数个教育背景和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，深度了解当地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对其教育观的影响。2019年，她制作的教育旅行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》播出，收到了许多好评和关注。

　　她走过五个国家，观察了不同国度和地域孩子们的成长教育：在芬兰，三年级的学生可以不受科目类别限制，在森林里上任何课，文学或是数学。孩子们为每一棵树取名字，一棵树名叫“大海”“风”或者“浪”，什么都可以，由他们选择。

　　在日本，一所幼儿园的草坪被设计成不平整的样子，草坪上会长出不同的植物和花朵。面对不同的情境，孩子们会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，他们还可以选择校服的颜色，甚至可以不穿校服。

　　还有以色列学校的教育小丑，他们戴着红鼻子走进教室，告诉孩子们没做好作业没关系，没考好试没关系，青春期的情绪也没关系。周轶君说她仿佛在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游戏中，看到了每个人无边无界的想象。

　　在芬兰，当她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拿着画笔，涂抹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时，她哽咽了：“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是你不可能做到这个，你做不好那个。”心里那道防线被冲破了，眼泪和委屈一起迸发出来：原来学习一项技能，可以不是为了赢得什么成就，而仅仅是表达自我。这是芬兰教育中至关重要的部分，无数人就因为这个片段追了一整部纪录片。

　　在周轶君看来，她拍这部纪录片的目的不是告诉大家她找到了“最好”的教育方法，“我希望最大的启示是，家长愿意去寻找不同的方式，从中找到一些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”。

　　周轶君从未停止新的尝试。2023年，她和团队历时两年制作的《碳路森林》，带观众走进山西的鱼鳞坑、四川的森林和亚洲最大的垃圾处理场。镜头下，山西村民每年暂停农活，挖220万个鱼鳞坑的坚持，护林员守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执着，以及垃圾处理场触目惊心的污染现实，都在无声地叩问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式。“人类要找出路，就要给自然一条生路”——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纪录片的主题，更彰显了周轶君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。

　　从战地到演播室，从教育到环保，周轶君的每一次转型看似跳跃，实则始终围绕着同一个核心：用提问打破认知的边界。

　　在最新的节目《第一人称复数》里，周轶君做起了主持人。“女性谈话节目不该只有情感和婚姻，我们关心的是全宇宙。”她在节目开播时这样定义节目的初衷。这档被观众称为“智识女性会客厅”的节目，彻底打破了传统女性议题的边界，从人工智能伦理到性骚扰维权，再到死亡哲学，话题之广如同一次思想的“无界漫游”。

　　节目筹备之初，曾有平台提醒：“纯女性对话可能不够好看。”周轶君却坚持尝试。她邀请文学评论家毛尖、资深主持人张越和脱口秀演员小鹿，四位女性围坐长桌，从伍尔夫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聊到当代女性的幽默困境。持续四小时的录制结束后，周轶君彻夜未眠：“不是疲惫，而是兴奋——原来女性对话可以如此自由，不需要迎合任何预设框架。”

　　节目名称“第一人称复数”（We）暗含深意，周轶君是想要刻意避免塑造单一的女性榜样，而是呈现参差多态的生命经验。

　　2026年周轶君就50岁了，但她完全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，创作欲还是很旺盛。写作、录节目、做播客，她还有很多想做的事。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她的日常很忙碌，但她还是会努力抓住那些属于自己的时刻：比如不带任何电子产品，一个人去游泳，享受水里安静的一个小时；凌晨三四点不小心醒来，索性不睡了，万籁俱寂时一个人静静地读一会儿书。

　　她看《世说新语》里讲到，有个人和嵇康相处了二十多年都没见过他有怒意，这个短故事让她出神很久，嵇康怎么从来不发火呢？在湖边看《瓦尔登湖》时，她留意到有一章讲孤独，说孤独是最好的伴侣，确实很有道理，里边还讲到，一个人的家里或许只需要一张床、一张木桌、三把椅子就好。为什么是三把椅子呢？独坐用一张，交友用两张，社交用三张，交谈超过三个人就略显拥挤了。

　　有人评价周轶君像万花筒，每转动一下，就能让人看到一个新的世界。从枪林弹雨的前线记者，到走遍六国拍出被称为教育圣经的纪录片，到文化节目的嘉宾，再到主持人，她脚踏实地走在自我成长的路上，在不设限的人生里，步履不停。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观察世界、探索世界。或许，周轶君最大的魅力，就在于她始终在“成为自己”的路上，而这条路，没有终点，只有更广阔和美好的风景。